刘庆和，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他关注当代都市，描绘着当代人的精神图像，在探索中化解传统笔墨范式，从中寻找出与当下体验契合的因素。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印象派的光影、波普的形象、卡通的构图、涂鸦的笔法，这些并没有以牺牲水墨的审美品格为代价，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是维持还是反省、颠覆?

(图注1：艺术家刘庆和)

(图注2：刘庆和正在创作中)

(图注3：刘庆和作品)

(图注4：刘庆和作品)

　　记者：您的作品从早期创作的水墨有一些偏工笔，现在越来越偏写意。

　　刘庆和：偏重写意的方式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现在好像有点儿往回走。我没有把技术分得这么清楚，比如一张画的工、写比例各占多少，只不过表现人的时候，会根据表现对象追求质感，体会的更微妙一点。较早的工笔、写意结合的作品更倾向于工笔的表现手法。那个时候更多地还是从样式角度考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时候主观、强烈地想创造出某种样式的迫切心情。

　　记者：在美术学习的过程中，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

　　刘庆和：既然说是形成也就说明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什么。也许，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从，不甘心按照早已认同的方法来画。对于前辈的经典作品，我们是带着强烈的热情学习的，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既然这条路是要走过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终究会走到自己的路上，而不是重复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路在自己的脚下，意味着要有一个堆积经验的实践过程，它来自于实际投入和对于经验的借鉴和质疑，借鉴和质疑正是走上创作之路必备的两个因素。在借鉴的基础上质疑所学和所用也就意味着基础创造的开始。可以这么说吧，风格是逐渐形成的，符号却是形成之后需要坚持或维护的。对我来说风格形成并不是很难的阶段，反倒是经过了长时间后，符号的东西势必要维持的，还是可以反省、颠覆的，对于一个所谓成熟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个大问题。

　　我不是那种按步就班的人

　　记者：您在表达与创作中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不同的突破点或者包含了不同的情绪？

　　刘庆和：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自己，给别人的印象该是怎样的人呢，可能属于不太严谨，不够有条理，不够严肃深刻，也许给人感觉是这样的吧。但实际上我对自己所做的事还是有苛刻的一面。比如画画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旦感到别扭我就会纠结在胸，释怀的是最后做到能够掌控，把掌控视作释怀其实不是真正地释怀，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个病是很容易犯的。我们总是在一些自认为无法割舍的地方纠结，把成就当作目标，或者说成功是一路走来的终结。就性格来说，我是一个很适合画画的人，一个不适合起管理作用的人。《向阳花》的展览之后，我所回望的还是自己，回望以前或展望未来，所涉及的仅仅是自己这就很安全，因为我真的没能力管别人，本来创造就是个人的事，集体是用来检验协调能力的，那不是我要做的。

　　以前的事能历历在目，说明自己真的是老了，不情愿也只是矫情而已，老了撒娇会很难看，我现在还没有那种自毁的念头。怎么看待来路或前途，来路可说是自己留给自己的说教，前途已经没了指标，更多的是回归到人本身。这个道理很低俗简单，就是好好活着。所以我最近在北京画院的题为“白话”的展览，就是想让自己快乐地活着，“白话”给别人也“白话”给自己，只是没想到，这个想法在逐渐逐渐形成完善之后反而沉重了，这不是我的初衷。跟我爸爸的聊天，有很大部分是我在他没有表情的脸上搜出来的，我总结出来的其实也正是我爸他始终不懈的，这让我重重地摔到郁闷的纠结里，我发现，是什么就认了，有他企图毫无意义。

(图注1：刘庆和工作室内景)

　　创造它没法教

　　记者：您怎样看待艺术创造与教育的关系,两者怎样平衡？

　　刘庆和：有人议论过关于艺术创造是不是可以依靠学习。提出这样的问题有意义，我也想过类似问题。创造能力是否可教?我倾向于教不了。可以教的内容更多的是技术方面，创作只是在某个角度引导下可能发生的创造性。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起码有创造的欲望，无论多少。创造的前提是有悖于常理，违背章程，挑战规则，但是这些都不是公认为好的或说积极的一面。在这种尺度之下，创造自然是有难度的，而难度恰恰是今天的快捷生活里需要躲闪和规避的。创造来之不易的同时也宣示着维持创造成果的固执心态。那么，教育在给创造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呢，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告诉学生，我已乏力就靠你们了，这个时候的教育最好是个宽松的平台，创造是在这些养分中滋生的而不是在说教里。让一个人滋长创造的渴望，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懂得自大。

　　记者：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向老师学画画，结果作品与老师的很像，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刘庆和：我还在说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这么说我，“学生像你意味着教学失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个过程，不是说生下来一下子就成为了什么。把学习别人当做羞耻的事也不对，只不过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树立自我判断，愿望和期待的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再者，失败和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制定和确认的是唯一对的吗。成为自己不能是句空话，它需要聚集很多的因素其中包括自己导师的经验，但是不能将导师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经验，这才是关键之处。

　　记者：比如看展览会经常会看到作品就知道这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一眼就能看出来。

　　刘庆和：我们都会在展览上看到面熟的作品，学习过程中的参照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某个大师来中国展览，许多当代名家也心不安嘛。像谁，在艺术创造中是个不舍又不甘的事儿，只是不要过多地责问尤其是学生们的学习过程，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逐渐建立自己构想的愿望，如果告诉学生你们必须要这样可又永远达不到我的高度，这才是真正地害人。不得不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学习阶段越来越滞后，研究生仍然在本科生学习阶段，本科生还在附中阶段，基础训练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不能人为地规定学习阶段，养成的惰性会影响我们的创造激情。有时规则和创造是对立的，因为创造就是意想不到出其不意的，惊喜才会把创造性重新生发。

　　还没有一种力量能颠覆传统

　　记者：您怎样看待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

　　刘庆和：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年轻人的力量逐渐聚集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是好事。虽然嘴上会说希望自己歇一歇，但是骨子里不是这么想的，总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更长久，力量还在增加扩张。这本就是一个沉浸在创作当中的人必须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创造性就是会与生命相关，创造力的积蓄和迸发也是与人自身的潜能相关，也不是我们自己召之即来的。客观地看待“当代水墨”，我觉得还没有力量足以把此前的传统颠覆。每个人都还是积极地进取，相互之间的包容实际上掩盖了每个人的局限，缺乏挑衅的力量对于创造性的追求不利。多少年前我就曾说过，我已经能够心安地鼓掌，看着年轻人成长。没有压力的氛围很难形成自身创作的力量，对于年轻艺术家如此，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同样的道理。

　　记者：您怎样看待作为学院教师与当代艺术家这种双重身份？

　　刘庆和：也曾考察过国外，从国外艺术家和学院的教学力量来说，他们两者之间不同于国内状况，好的艺术家在学校里边相对少，或者说他们早年求学之后学院的印记逐渐淡化了，这个跟国情有很大关系。在国外，在学院里学习的基础部分是艺术生涯当中很早的一段，而国内更多的是技术训练将伴随一生。即使现在我在画写生的时候还割舍不掉基本功的东西。追求写实基本功没有问题，如果摆脱不掉基础，可能就会是问题。所以我们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话题，学院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理清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有些尴尬。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符合国情的榜样在感召着后来人，对于现实生活来说，理想的追求和探索可能会显得乏味和苍白。

　　“水墨时代”过一段时间再看

　　记者：在1985年李小山提过“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观点，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问题？

　　刘庆和：1985年到现在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时候提这个问题还是很合时宜的，我想，如果今天的李小山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那种轰动。我觉得，能提出问题就是好事，并不在于问题本身。在今天，就没有需要我们具备勇气才能提出的问题吗，有的。只不过今天的问题可能触及的不仅是学术方面，更可能是市场方面，今天的时代，让我们都累了怕了。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代水墨，当前国内当代水墨的发展趋势以及与传统水墨的区别和创新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刘庆和：在实践当中有很多不确切的东西需要问自己。觉得我们把现在的时代当做最好的时代，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市场角度来看，对于水墨来说最好的时代不一定是现在。也许有一天“水墨”不太被追风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那里继续着自己的实践，这些人就是“趋势”。坚持是要有连续性的，连续的不都是亢奋的年代，也有萎靡低谷的时代，经历了这些走过了这些才会具体现实地看待水墨的发展。所谓“水墨时代的到来，时代选择了我们”这样的话也就是个口号，时代是会到来，但选择的不是你的话也会有别人，在经历时间考验面前真的不分你我。往回看，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如今已经被淡忘了，将来是什么样呢，还是留给时间吧。

　　至于“当代水墨”或说“新水墨”也好，怎么说都行反正就是冠名吧。“新”在字面上我还没有真正理解为新的意思，但我绝不会轻视别人的努力，每个人有自身的努力并且不可避免地局限。只是，相对于旧的东西，有自己的看法没有问题，如何构建新的东西，这才是难度。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打倒，甚至还有亿万只脚等着。轻易地否定别人实际上也是在否定自己，因为，在时代面前我们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着，总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总觉得亢奋不是什么好事儿，有人亢奋就会有人接茬有人起哄。再不想在这辆提速的车上追加助力了，我们需要的是看清楚自己。